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革命老区临县是日军侵华的重灾区。日军曾经盘踞在我县寺圪垯、石门焉、钟底、三交镇，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在我县制造了数十起惨无人道的特大惨案，直接伤亡人数达4000多人，财产损失更为惨重，真是罄竹难书。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英雄的临县人民在晋绥边区120师全体指战员的带领下，百折不挠，英勇杀敌，前赴后继地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献给了民族救亡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事业中，谱写了一部又一部的《吕梁英雄传》。
今天，有些日本政客歪曲事实，公然纂改历史，参拜靖国神社，企图霸占我国固有领土钓鱼岛，不断挑起祖国南海事端....
做为中国人，我们不能忘记家仇国恨，现在的和谐社会，幸福生活，是我们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缅怀先烈，以抗战精神来捍卫我们伟大祖国母亲的安宁。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党的先驱者和革命先烈们为我强大祖国所付出的牺牲！使广大青少年牢记历史，不忘国耻，以史为鉴，努力学习，长大报效祖国，为早日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1943年春，南沟村党组织接到情报，驻离石日军有一批军需物资要从离石运往三交日军据点，途经我南沟村，让村党组织立即派人将情报送给驻扎在树家山村我八路军120师三分区十七团的指战员，务必在日军到来之前，提前在南沟村显神庙设伏围歼日寇，夺取这批军需物资，七区工委秘书闫银保（1937年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土改时遭迫害致死）武委主任薛明连夜派民兵张荣华、薛喜照将情报送到我军驻地，薛喜照在返回南沟村“坪棱上”（地名）时误踩我民兵埋设的地雷而牺牲，由于当时的抗日斗争激烈，南沟村在寺圪垯为日寇充当走狗汉奸的伪军多达六、七人，薛明是武委主任、共产党员，侄子薛全贵是八路军通讯员，所以对外没敢说是为八路军送情报，只说是上地干活，踩上地雷出事了，直到现在都没有申请烈士，显神庙设伏大捷，缴获日军全部物资。
三交据点的日伪军知道后恼羞成怒，日夜谋划报复。伪县长刘忠厚和汉奸霍石甫、霍干甫、刘忠信等人密谋，派出大批伪军汉奸，在南沟一带四出活动， 在暗中刺探我军武功队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到四月间，南沟伪维持会长高希圣、王有功探得消息，显神庙伏击正是南沟村地下党薛明、刘四义、薛正等人组织的。于是在四月初的一天早上，集结寺圪垯、三交、钟底等据点的日、伪军出动一百余人秘密包围了南沟村。因为该村是在维持区内，日、伪汉奸经常来往，这次群众不明敌人来意，都稳住家中不动。待敌人派出部分人员压了山，大队人马气焰嚣张地进了村，才扬言要搜八路军、共产党员，马上全村人心惶惶，气氛非常紧张。只有薛明和薛正二人拼死突围出去，在汉奸高希圣的指使下，日军有目的地分头抓捕了地下党员刘士义、薛振德、薛赴元等五位同志，拉到三交据点严刑拷打，威逼利诱，用尽了一切酷刑，但大家坚贞不屈，拒不供出我军的半点秘密， 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最后恼羞成怒的日寇把刘士义、薛振德、薛赴元等五位同志的头颅砍下，又在油锅里煎了，放在门板上，标上姓名标签，摆在三交街茶壶上（地名，现在的三交剧院）示众半年之久，然后又拉到南沟村摆在街上，并进行宣传恐吓，并扬言说：“这就是做共产党八路军的下场。”日寇惨无人道的暴行，不仅没有吓倒人民群众，反而激起百姓的抗日激情，乡亲们强忍悲痛，在八路军十七团全体指战员的带领下，儿童站岗放哨、妇女积极纺纱织布做军鞋，男人们支前送军粮，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入伍，更加团结一致和日寇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博斗。 该村群众自制了很多武器。摧毁了敌人的伪维持会，组织民兵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埋设地雷围困敌人，使日寇像缩头乌龟一样寸步难行。终于在1944年秋天全县得以解放。
晋绥边区土改运动开展得比较早，全国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4月，广大农民就已经开始向汉奸、恶霸地主进行清算斗争。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奸清算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以后，晋绥土改运动全面铺开。最初发展缓慢，也比较平稳。晋绥分局首先从各级党政机关选调了一大批干部，进行土地改革政策培训，组成了工作团，分赴全边区各县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区、村进行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情况调查。在全面掌握农村阶级状况和土地占有状况的基础上，制定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对晋绥解放区抗战以来的政治、经济、阶级状况的变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对不同阶级的划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然后，工作团再次重返农村土改试点，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摸清阶级，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建立农会，召开斗争恶霸地主大会，申冤报仇，启发、提高阶级觉悟，划分成分，毁契烧约，清算账目，分配土地。
到1947年3月，康生、陈伯达率领中央土改团来到临县郝家坡后，全面否定了晋绥边区制定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规定。康生派人到郝家坡、张家湾、白文、南庄、后甘泉等六个村子的坟地看围墙和石碑，查三代定成分，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划为地主、富农，特别是将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打乱了革命阵线，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贫雇农与中农的团结。康生还别出心裁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致使临县从1947年初至1948年2月，错误地处死了不少人。从此，晋绥土改的极左之火熊熊燃烧起来。
在康生的操纵下，本来就出现“左”的偏向的晋绥土改运动走向了极端。很快，群众自发起来斗支书，撤销党支部乃至县委，进行所谓“搬石头”“揭盖子”及“审查撤销党的基层组织”的运动，搞得整个边区鸡犬不宁，人人自危，党员干部随时都有被撤换和被迫害的危险。南沟村的共产党员闫炳元、闫银保父子就是这次土地改革运动的牺牲品，1944年村民（樊国生、郭洪元、李家德、樊聂则、刘玉银，抗日战争时期的伪军）随伪军队长（霍秉仁，我军打入敌方的地下党员）起义投诚，由闫炳元、闫银保父子二人在村监督教育改造他们，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樊国生利用家族势力顽伪军人和地痞无赖，打着“地主恶霸、打死不怕”的旗号，对闫家父子打击报复，纠集堂兄弟樊根生、樊振元等数十人用石头将闫炳元活活砸死，闫银保不堪忍受他们的折磨跳崖自杀，由于当时斗争的不确定性，搞得基层组织人人自危，没有一个人敢出面主持正义，
中央土改团成员曾彦修对临县土改的“左”倾严重错误有着深切的体验。1947年7月，他从朔县(今属朔州市)南下经兴县到达郝家坡参加晋绥分局召开的土改试点汇报会议。他这样回忆会议期间他看到的康生“左得出边”的“主要几点真实情况”：“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烧了’。康生从根本上废除了划分阶级的生产关系标准，即是否有剥削行为的主要标准。晋绥原有一个划分阶级标准的内部文件，原则上是正确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高利贷者等，主要看他有没有剥削、剥削方式、剥削的比例有多少。严格掌握这些规定就不会出大错。可是康生硬是在会上说，正是这个文件‘害死人’，束缚了干部群众的手脚。他说：‘这个东西害死人，把它烧了。’这是原话，我在场听见。当然非真烧，而是作废的意思。这本是晋绥自定的土地改革的‘小宪法’，把这个东西烧了，当然就只有盲动了。……晋绥1947年自春至秋有半年多时间土地改革搞极左，根本就是出自康生的这个指令。第二，康生过分看重没收与分配所谓浮财、底财，使农村更加混乱、破败。所谓浮财，即土地以外的物件，如衣物、家具、牲畜、农具，特别是粮食等。为追求这些东西，特别是银圆、首饰等，就由一些游民及小青年带头，大挖人家的祖坟。总是多少有所收获，就越挖越厉害，群众反映极坏。附近疏散过来的中央机关，也没有人赞成的。第三，由于过分追逼浮财、底财，所以就不得不依靠少数农村的游民分子和极少数‘勇敢分子’。这些人一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必然就要发生武斗现象。……这丝毫不是什么‘革命秩序’，而是对社会秩序、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康生到临县搞土地改革试点。一开始他就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实际上是康生和工作团某些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给老区人民和组织建设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我们要永远缅怀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在为新中国建设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英烈们永垂不朽！
